
我把自己的感想总结为以下四句话:1、
1、杨国强先生真可敬。
老子说,“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
仍然回到这本书上来。
2、海伦·凯勒真幸运。
读《三天光明》这本书,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海伦·凯勒太幸运了。当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海伦·凯勒的巨大不幸。但问题在于,像海伦·凯勒这样不幸的人肯定不只一个,甚至比海伦·凯勒更加不幸而天资相当优秀的人也会大有人在,我们在这里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海伦·凯勒能脱颖而出,不仅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而且为人类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我们试想,假如海伦·凯勒的祖上不是美国南部的一个庄园主,有比一般人家相对殷实的家境,不管海伦·凯勒有多么强烈的学习愿望,有多么努力的奋斗,她也不可能在游历世界中进行生活化的学习,更不可能出钱请安妮·莎莉
3、安妮·莎莉文老师真了不起。
我说安妮·莎莉文老师真了不起,决不仅仅是这位老师几乎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对海伦·凯勒的教育、帮助、引导和陪伴,而是这位和海伦·凯勒在命运上有惊人相似的一面,甚至某些方面的不幸还远远超过了海伦·凯勒的莎莉文老师,是怎样以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和探索,又以怎样对海伦·凯勒的成长高度负责的献身精神,彻底改变了海伦·凯勒的生活,进而改写了海伦·凯勒的人生!
看过电影的老师肯定还记得,安妮·莎莉文老师和海伦·凯勒在餐厅用餐时的一场激烈的打斗,莎莉文老师刚来时,海伦的父母对海伦十分溺爱,海伦平时用餐总是随意到每个人的盘子里随便用手抓饭菜,一天早上,海伦像往常那样,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把手伸进每个人的盘子里抓东西吃。当时莎莉文老师下决心彻底改变海伦的这一目中无人的恶习,这对师生就在餐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我说这个场景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莎莉文老师深切认识到了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和归宿是人格教育,为了实现对海伦最起码的人格塑造,就必须从生活细节入手,为了从生活细节入手,就必须先改变海伦的生活环境。而莎莉文这个年轻的老师之所以了不起的地方首先是这两点。
1、她充分认识到了人格教育在人的教育中的地位。
2、要实现人格教育,就必须明白“生活即教育”。 莎莉文老师完全贯彻了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论。
这里要说明的是,莎莉文老师没有学习过也不可能学习过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论。(当然,这个理论和美国杜威先生的“教育即生活”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里不进行讨论)陶行知先生告诉我们:“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认真的生活,马虎的生活;合理的生活,不合理的生活等等),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是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是不科学的生活就是不科学的教育;是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是不艺术的生活,就是不艺术的教育;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是不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不改造社会的教育。”莎莉文老师为了首先改变海伦顽劣的人格,首先选择了改变海伦的生活环境,在和海伦父母充分沟通,并且冒着可能被海伦父母辞退的风险,莎莉文老师毅然选择对海伦进行隔离式教育,她决定和海伦单独搬到一个小房子里去住,那里有一个花园,离海伦的家大概有一英里(一点五公里还多)的距离。通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艰苦和有意义的努力,很好地改变了海伦。
我们说莎莉文老师了不起,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她在教育海伦问题上的无私,她教育海伦问题上一点都没有考虑个人的进退出处。她如果稍微有一点为个人眼前私利打算的心思,也会在海伦父母的反对下,选择妥协。但是,她没有妥协,她眼中心理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怎样才能真正改变海伦·凯勒的人生!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杨国强先生赠送给我们师生这本书的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对照我们的工作,因此,下面我想从我和高一年级学生关于这本书的一段对话来谈谈我的一些感想。
四、由和高一年级学生的对话引发的思考:
师:请问你读了几遍
生(薛振鹏):三遍
师:很高兴知道你读了那么多遍。你读这部书最大的收获的是什么?
生(薛振鹏):我觉得海伦·凯勒太了不起了,莎莉文老师太了不起了,我认为没有莎莉文老师,海伦很难有这么大的成就。
师:你认为我们国华的老师和莎莉文老师相比有差距吗?
生(薛振鹏):应该有点吧(似乎欲言又止)
师:那么你认为我们国华的老师和莎莉文老师相比在那些方面存在差距呢?
生(薛振鹏):(迟疑一会),其实也差不多,(停顿一会),应该是少点耐心吧。
师:好,谢谢你对我们老师的提醒。
从那次对话后,我一直思考学生谈到的“耐心”这个词。学生为什么会认为我们缺乏一点耐心呢。继而我又想到我所接触的前几届学生谈到对国华教育的感受时说过的话。从第一届学生一直到去年刚送走的09届学生,首先,他们对国华教育充满了感激,也高度认同。但有一点也是他们共同提到的,就是有时感觉“有点压抑”。这个说法,是我和学生深入交谈后学生才敢开口说的,同时也是学生在毕业走出国华后才这样说的,也不仅仅是极个别学生的说法。
当然,我们大可不必对部分学生的只言片语神经过敏。学校教育,尤其是当下的学校教育几乎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学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点压抑感,我们老师也是人,也不可能做到事事时时都那么充满耐心。学校教育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的约束,正如莎莉文老师所说,让海伦学会服从和爱是对海伦实施教育的第一步。同时,莎莉文老师还说“我认为对于海伦来说,不付出任何痛苦和烦恼就想学到东西是不可能的。”但同时我们从全书中也看到,当莎莉文老师“制服”了海伦的顽劣品性后,海伦对莎莉文老师教育的感受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她在《我生活的故事》中这样写到:“那天,我学会了不少新的单词,……这些词使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变的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吗?这天晚上,我怀着无比的喜悦,企盼新的一天的到来。”而莎莉文老师自己则这样写到:“通往海伦心灵的智慧之门终于被打开了。任何人都无法想象,我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多么兴奋和激动啊!”
以后,这种学习和发现的快乐,这种打开智慧之门的快乐和幸福几乎伴随了她们师生每个人的一生!
教育本来就应该是打开人的智慧之门,使人成材,进而发展每个人的人生幸福的一项活动。用荀子的话说就是“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智慧明达行动无过错,不是大快乐又是什么呢?
让课堂成为学生生命之火燃烧最旺盛的地方,同时也是今天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所大声疾呼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教育为什么会让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厌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逃学现象,为什么当今的校园里出现了那么多不谐和音,甚至让许多花季少男少女选择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逃避教育呢?人们常常简单归结为应试教育,把一切责任都一股脑的都推卸给了不得不实行的应试教育身上,有了这个借口和替罪羊,教师学校甚至社会的责任都可以一退六二五。问题是,不管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现代社会,可能取消应试吗,我们的答案是,根本不可能!海伦同样也面临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尤其是对这样一个和正常人的相比更多了无数几乎难以逾越的困难的人。她对考试也抱怨过,也指责过,可是,她都用自己昂扬的生命力战胜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海伦用自己巨大的人格力量和生命热情彻底战胜了种种看似甚至不合理的考试!
以人格教育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几乎古今中外历代教育家的一致选择,但是在人们的具体教育实践中,人格教育的位置历来尤其是当下多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说人格教育是虚的,考试教育是实的。这种局面的形成我认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无论如何,尽管笔者没有能力进行考据式的研究,从人们的观感和比较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明程度确实高过了我们。天下人类意识、国家公民意识、社会公德意识都有明显的差距。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着救亡图存的严重危机和富国强兵的强烈渴望,西方高度发达的科技成就着实震惊了中国人,这种震惊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建国三十年后。当西方已经开始对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们则对这种科技成就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在教育上的表现就是某些学科教育被强调了无以复加的地位,民间最广泛流行的教育谚语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而文史艺术体育学科的教育则被严重削弱。如果说这种学科教育的偏斜还至少保留了人们的科学探究的极大热情,对追求科学真知的强烈热爱,那么,改革开放后,随着学历教育的步步升温,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则几乎完全把人格教育打入了冷宫。问题还在于,人们如果把考试教育的研究回到教育规律、学习规律上来,那么考试能力也能真正大幅度提升,学生也不会对考试象今天那么厌恶。我几乎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应试教育逐步恶性发展的见证者,我1983年19岁时就做高中教师,亲身经历了人们在应试教育上怎么一步步走向愚蠢和疯狂的。这种愚蠢和疯狂的巨大推手就是中国商品经济逐步深入发展的初期,全民疯狂的逐利行为。教育界学校之利在于升学率的高低,教师之利在于学科分数的高低,升学率的高低又取决于优生的多少。学校只要能获得优生,就不惜一切代价去挖生源,学生如果能得高分,教师就不惜一切代价去猜题押宝,哪个学生能在某次考试中得高分教师和学校当然青眼有加,哪个学生偶尔尤其是经常成绩较差自然就白眼相向。分数是最能牵动教师敏感神经的东西。于是,所谓学情分析基本变成了分数分析,分数分析取代了试卷分析,试卷分析取代了问题分析。不管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不管任何一个学生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高中三年是一个成长单元,人为的割裂只能导致教学效率低下。但是,我们的考试首先是上级教育部门考校长的,其次是校长考老师的,因此,教师的出题权逐年让渡。我记得最开始教书的时候,大多数考试还是学科教师自己命题,毕竟是自己教的,教了哪些就应该考哪些,学生学到什么程度,存在什么问题老师也心中有数,除非是毕业考试才进行统考,甚至毕业考试都是学校自己的事情。后来即使学段考试也逐渐由学校联考发展到学区联考,又逐年发展到县市、地市统考。出题的针对性逐渐被消解,阅卷的权利逐渐被让渡给无
教育行为一旦以单纯追逐眼前个人私利为根本目的,以冷漠的分数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当然在教育的思维方式上就肯定是急功近利的,在教育教学管理的手段上则或是简单粗暴的,或是拍脑袋想当然的;在具体的教学行为上对成长发展中的后进生则是或揠苗助长,或冷漠舍弃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样做的结果是效率低下的!学校似乎已经不是教育人的地方,而成为了单纯以分数做筛子的选料场!我以为,我们当下教育界存在的一切丑陋现象都与这种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息息相关。
尤其可怕的是,我们在被这种浮躁的粗暴的应试教育绑架了那么长时间后,已经越来越觉得本来就应该如此了。老师们已经不习惯从学生个性化的问题入手进行教学了。学生们变化同样厉害,不少学生刚进高三时你如果不给他们大量题目做,不去指导什么解题套路,而去从根本上让他们从基础做起,他们就十分着急。学生的急功近利又进一步诱导了教师进一步的急功近利,
本来,我们学校是不存在追逐眼前利益的任何必要的,但是,我们学校生存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中自然也十分难完全独善其身。
问题是,我们必须认清人格教育即使在应试教育中也必然是实现教学效率最大化的必由之路!海伦·凯勒同样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格教育是怎样进行的应该说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们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教育遗产。这里,我想简单介绍20世纪最有影响的奥地利哲学家和教育家之一马丁·布贝尔的教育主张。他在1923年以《我与你》为题写过一部教育专著。他认为“教育者的最重大任务在帮助塑造人的品格”。他把品格教育建立在他的“关系哲学”中。他认为人一开始就处于两种关系之中:“我——它关系”和“我——你关系”。他认为,前一种关系是一种经验、利用的关系,人只是被利用被认识的对象;后一种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对话的、生成的关系,是最原始最本质的关系。人只有在“我—你关系”中才能进行生命的相遇和生命的实现,人与人之间才能践行真诚与爱心。他进而指出:“具有教育效果的不是教育的意图,而是师生间的相互接触,提供一种可以使学生真诚地表现自己的环境和气氛,使他们无拘无束地发展。在这种关系中,双方都没有自己追求的现实利益,双方都不把对方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是真诚地赏识对方,欢迎对方,肯定对方,同时也受到对方的赏识,欢迎和肯定。这种关系可以叫做“对话”和“交流”。他还指出,在培养品格时,你无需一个道德方面的天才,但你却需要一个完全生气勃勃的人,而且能与自己的同伴坦率交谈的人。因为“那些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生不愿意听任自己被人教育,而且,如果有人告诉他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早已确定的真理,他们会对抗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就无法进行。
无独有偶,研究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教育最发达的是宋代,不是仅仅因为出现过很多教育大家,而是他们在育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的学生深深打上了他们教育的烙印。北宋在二程之前还有一个当时名气极大的教育家叫胡安定。他是江苏如皋人。他从太学回家后,连最高统治者宋仁宗都十分想念他。他在早年久已经闻名苏州、湖州两地。他被请进太学后,四方学子闻风而来,踊跃如同蜂拥蚁聚,以至原有学舍不能容纳。凡受到他教育的太学生,差不多都养成一种特别的风度。所以,他的学生在外面行走时,社会上的人不论认识与不认识,都能看出他们是胡门弟子。关于人格训练方面他采取严格的训练主义,但这种训练不是机械的,却是人格感化的。他平日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也敬他如父兄,师生间有极浓厚的亲切意味。后人评价他是,先生的教育造就的是有用实学的人才,不是夸示博雅的学究先生!笔者不暇更多抄录,从教育史上你会看到他们更实用更有意思的教育方法。
话又说回来,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我想把这句话稍微改一下,叫“进了国华门,就是国华人”。昨天,我看到碧桂园学校李远校长专程接已故
也许我说的太多了,也许很多话都不该我说,也许有些话说的可能不全面,也许有些话还值得认真推敲,还有,也许有很多话我还没有说完,但是杨国强先生对我们的指引关怀感召着我,海伦的故事感动着我,莎莉文老师的教育成就激励着我,眼前的国华教育大业召唤着我,总之,不管说了那些不中听的话,套用温家宝总理今年记者会引用屈原的一句话就是“亦余心之所善兮”。
最后再次谢谢大家能听我一个人在这里说了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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