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新闻

            教材需要理性的关爱

 ——兼谈《对中学历史教材编写问题的商榷》

（本文原载于《教学与管理》2004年10月刊）

历史对于人而言是新近的又是旧远的、无形的又是具体的、难以捕捉的又是无处不在的，它如同空气一样弥漫于天地之间，它像幽灵一般徘徊在你我身旁。很多时候你或许难以感觉到它的价值何在，但它和生态环境一样，当你认识到它的极端重要性时，问题或许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历史”创造历史，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历史”的包围中，我们能否认识、理解、处理好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取决于我们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智”，即知识、智慧，而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历史态度。对于大部分中学生而言，一生中系统学习历史的时间只有中学阶段，学会正确的反思历史对于他们以后的学习和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庞卓恒教授曾撰文指出：“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育学生科学的历史观，也就是培育学生具备科学地‘鉴往知来’的文化素质和能力；对于中学生来说，当然只能是促进他们初步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育科学的历史观》，《历史教学》，2003年第1期）

中学历史教材是中学生学习历史的重要依托，它的科学性、规范性、可读性等要求应该是最高的。因此，编写历史教材是一项永存缺憾的工作。可喜的是，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局面正在得到改善。当然，它也需要“匹夫”的帮助、理解和批评。批评可以是温和的，也可以是严厉的，但应尽可能做到也是科学的。我和王贵成老师一样对中学历史教材充满爱怜、期待甚至苛求,但我对王贵成老师《对中学历史教材编写问题的商榷》（《教学与管理》2004年第3期，以下简称“王文”）中的有些说法不敢苟同：

“王文”认为教材（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2003年版，下同）关于太平天国“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的说法是“溢美之辞很经不起推敲”，并引用潘旭澜教授《太平杂说》中“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的观点作为论据。这样的证明显然是不充分的。史学家钟文典著《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是迄今研究太平天国开国史最为翔实和全面的一部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夏春涛语）该书作者指出，太平天国在永安封王建政，休整军伍，为把革命推向全国奠定了基础；通过在永安的上述举措，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与领导统属关系基本定型，各项制度基本确立，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绝无仅有，说明太平天国的确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教材说太平天国“同以往的农民战争相比，在思想上、组织上，它都高出一筹……”也是“相比”而言的：两宋以前，农民起义的矛头主要指向皇帝、政府，后期主要指向地主。这种变化说明前期自耕农多，受国家剥削比较重；后期土地兼并发展，佃农增多，受地主剥削更深，因此，农民最渴望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获得土地的渴望最强烈，但从未能提出过具体能操作的方案，而只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口号。太平天国有土地和产品的分配方案，从而达到了农民起义的最高水平。至于拜上帝教是不是邪教，教材是不是就应该按照潘教授的观点来写呢？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当然，教材应该做到更科学的评价太平天国，但“王文”的观点也是欠妥当的。

“王文”引用教材原文指责其表述有“似乎自然灾害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笔者按：1959——1961年）的主要原因”之嫌，其实这是“王文”断章取义造成的。“王文”所引的教材原文的前一段是“‘反右倾’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持续的时间更长，给经济建设造成更大的危害。”教材中的“这一切”包含着这两段的含义，究竟什么是“主要原因”恰恰是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分析认识的，并不存在“王文”所说的这种嫌疑。

“王文”认为教材对“文革”期间造反派整人的表述是“轻松的几笔”，我则认为教材的表述是恰当的。教材要写的是“文革”十年的“动乱”，学生需重点理解的是造成“文革”十年的原因及教训。对于造反派如何整人，整了哪些人，教材的表述及其对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的介绍是到位的。如若不够，则应属于教师发挥的空间。

现在，有些人喜欢抱定否定一切的“宗旨”，颠倒过去的一切黑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提出什么“不要对美国忘恩负义”、“李鸿章维护了近代中国主权”、“岳飞、文天祥的精神不足道”（源自互联网）等奇谈怪论，甚至对已有公论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狭隘的“钩沉”，并为此不惜断章取义、鹦鹉学舌。匡正时弊是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工作者和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是历史，有的人从中受益，有的人却因偏狭而上当，其关键就在于学什么、如何学？涵育科学的历史观、汲取历史智慧是学习历史的主要目的和方法。“历史可以提供的智慧是最全面的。”“历史智慧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有具体的，更有抽象的。”历史智慧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简单重复的，“没有人能够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现实问题的具体答案。” （葛剑雄、周筱赟著《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171页）学习历史应本着科学理性的态度，避免狂热的偏激，学会正确反思历史，更不应违反学术和做人的基本规则。

科学的态度从哪里来呢？传授、培养、引导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最重要的途径确是自身的“感悟”、“体悟”。如果你自认为自己还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那么请问你的这种态度仅仅是从历史书上看来的、向历史教师学来的吗？我想更多的是自己一次次地受到各种“历史”现象、历史问题的强烈冲击，再加上自己的历史知识、素养积淀，两者产生共鸣，逐渐内化、体悟而形成的，你对此没有同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历史教育工作者应该怎样做呢？

我想说，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教育者必须以培养学生科学的历史态度为已任，我们自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我们首先必须以科学的态度、理性的思考、灵活的教学风格来对待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不管我们对历史教育现状心存多少期待、几何关心、几多憧憬、几许不满，也不管你有多少建议、意见和批评，以理性的态度对它是最重要的。一切非理性的“文本”形式，尤其是非理性的教学“文本”都无益于历史教育现状的改善，并可能衍生社会的非理性，那比教材的“保守性”更可怕。